在接触了西方逻辑后又有了新的心得。他们认为西方的科学和逻辑有助于恢复程朱理学的“实学”、“实行”的精神。于是李之藻便特意花了五年时间翻译了《亚里士多德辩证法概论》也就是《名理探》。希望借鉴西方逻辑来重塑程朱理学。他把西方亚氏逻辑与程朱理学的“格物致知，穷理尽性”的“大原本”相为比附，希望能达到“息异喙，定一真”的目的。但由于西方传教士毕竟还是以传教为目的的。所以当时传入中国的还是以亚里士多德的演绎逻辑为主。并且这些传教士还滥用三段式的演绎法，来为基督教教条和教义作辩解，并使这些教条和教义系统化。其实在同一时期的欧洲以培根为代表的一些哲学家已经认识到旧的逻辑学的不足与危害，从而在逻辑领域展开一场革命。培根认为，亚里士多德的演绎逻辑有其难以克服的缺陷，并进行批判。开始提倡归纳逻辑。也正因为如此李之藻的《名理探》并没摆脱程朱理学教条主义的缺陷。

　　当然无论是心学的狂禅派还是李之藻等人的学说在当时的中国都不是主流思想。但在现在的广东他们却找到了各自赖以生存的土壤。一来广东自由开放的言论环境十分有利于狂禅派人文主义的传播。另一方面由于孙露带来了不少后世的科学知识。使得自然科学在广东有了发展的基础。于是便就有了两股学说的碰撞。而那篇文章也只不过是个导火索罢了。

　　照理说这件事情和孙露并没有多大的关系。对于这些学说孙露可以说是一窍不通的。更不用说什么哲学思想了。到目前为止孙露就带来些后世的发明以及一些后世的科学定理。就连那本《复兴党宣言》都是陈邦彦代写的。走的还是下层平民路线。孙露没有这个精力也没这个能力去搞什么启蒙运动、什么文艺复兴运动。

　　可是事情往往就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的。虽然孙露从没想过搞启蒙运动。可启蒙运动还是就这么悄悄的发生了。在广东的学者当中出现了一种新的学说。他既保留了程朱理学的“格物致知，穷理尽性”的务实精神。这其中的“理”更接近于西方的逻辑思维。并列举了大量的科学定律了进行解释。在此基础上则大肆宣扬了阳明学“致良知”、“知行合一”等学说。特别强调了“知行合一”。特别是后来几天在《香江评论》上发表的《七日谈》更是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文章总共分七篇一日一谈。正是这种学说最好的范本。这一看似两边都得罪的文章却引起了不少人的兴趣。人们将这种新兴的学说称之为“南学”或是“陈学”。原因很简单《七日谈》的作者正是孙露的老师陈子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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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看完最后一份《香江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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