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要是不把薪水开高,人家会外语,又有本事,也不到你工厂受累了,说不定找个研究院呆着去了,对了,你看前面那几个,就是技工做的研究员。”
90年代的外语价值是非常高的。别的不说,即使是做外语导游,一个月的薪水超过万元也不稀罕,尤其是小语种的外语人员,各行各业都有需要,编制、房子、薪水是一样都不缺的。
以国企的顽固,派人出国学习,学习的人要是学会了外语,十有八九是留不住人的,唯一的办法就是从工厂调到研究院,让人家坐上办公室,再解决一点级别的问题,才有几率留下这样的人才。
但如此一来,出国学习的初衷也改变了。原本是学了技术操纵机械的,维修设备的,现在都摇身一变,成了懂外语的专业技术专家,其个人价值对企业来说也瞬间减小了许多。
以大华的思维,不如给更多的钱,将人留在最能创造价值的岗位上。
优秀的维修师傅能给企业节省几百上千万的成本,优秀的技术工人能给企业生产出几千上亿元的价值……
这样的道理,要说国企不明白,那是不可能的,但要他们改变,也是不可能的。国企的薪酬标准都是上级部门置顶的,最高要上溯到国务院去。哪个企业能为了一个工人去找国务院。而从国家的角度来说,固定的薪酬是非常有意义的,否则容易造成腐败丛生等更多的问题……其实,后世所谓的国家特殊津贴,就有调整人才价值的意思,但它那几百上千元,能拿到的也不多。
以工资标准来留人,从来都是私企的独家秘笈,国企要学是学不会的,成本会高到他们难以承受。
当然,国企最终是能采掘出一些独家秘笈的,比如说难能可贵的京城户口,要求很低的委培名额,自家干净帅气又美味便宜的食堂,水平高超有钱都搞不定的公立幼儿园,以及随物价指数上升的退休工资和廉价的福利分房……
市场需求和市场供应永远都是不协调的。在共产主义来临以前,总是需要一种东西来调节社会与人的关系。对现代人类来说,只有两个选择,万恶的金钱或者万恶的权力。
相比权力调节资源的丑恶,金钱简直堪称万佛升天。
当然,还有更理想主义的社会调节利器,道德品质。
可惜中国用5000年的历史证明,这条路也是走不通的。
谢薇薇等人以计委的眼光,着眼全局,竟然没有发现比大华更好的解决办法,一时间,谢薇薇突然有些恐惧。看到大华,未知的未来在她眼中变的更加未知了。
“那国企怎么办?”何涛问出了另外两人想问的问题:“咱们进口的设备越来越多了,国企要是留不住人,企业的成本就要上升,成本上升了,市场竞争力下降,更加留不住人……”
王绍和谢薇薇的眼中都充满了忧虑。身为国家计委的年轻成员,他们确实有忧国忧民的资格,或者说是习惯。
杨明也是从国企出来的,想了想,最终摇头道:“国企没办法的,也许,苏董有什么办法吧。”
说到此处,他的语气好像真的相信苏城能解决这个问题似的。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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