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乃至成型的运作规范，都是一片空白，没有什么参照。大部分时间里，就连高明自己都是凭着经验和现场的判断摸着石头过河。

　　再有，中国这个市场不同于西方的已经形成的信用体系下的市场，信用就没有什么像样的保证，比如在西方国家，一个破产的人是不可能象在国内那样宣告破产后换个公司头衔就依然声色犬马的，在香港破产的人只能住廉租房，出门坐地铁，不可以自己有车，任何奢侈的消费都是不可以的，但在国内这是实现不了的，至少在近期是实现不了的，所以有些人突然得到了一笔巨款就管不住手，大肆挥霍，不务正业，这样的例子在当时还比较贫穷的国内也是屡见不鲜。这就使公司对中小企业的信用评估和监控没有一个很好的切入点，这就使那些没有东西作为抵押的公司失掉了获得贷款的机会，但如果这些公司的项目真的很有前景，中金还是会考虑以后来风行硅谷的风险投资的方式入股，虽然这样会把企业挡在门槛外，但毕竟还是有少部分企业得到了资助而成长起来。

　　当然，高明对今后二十年的了解在选择项目上是极有价值的，比如说海尔、联想、格力等这些还处于起步期的企业在后来的一段时间里陆续浮出水面的时候很痛快地得到了大笔的资助，对这些企业，高明还在贷款或风险投资以外无偿赠送了公司治理和财务运作等技术的咨询服务，搞得这些公司对高明感激涕零，真有见到财神爷的感觉。当然，这个先知先觉的能力只有高明有，只要一提企业的名字他就可以挑出那些可资助的对象，这也使中金公司的资助项目的成功率大大高于国际上他们的同行，而如果以正常的评估方式是不可能取得比高明更准确的结果的，这也使后来国内外的同行们在研究中金公司在这个领域成功的原因时，怎么也搞不明白高明是用什么方法把那些好的项目象大海捞针一样挑出来的。因此，靠着这种‘作弊’的方式，高明的个人作用在中小型企业融资的项目上无可替代，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一个提前成长起来的海尔或联想，或是以后的那些民营的汽车企业和互联网行业，对中国的崛起一点坏处没有，只要能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谁管他是不是在作弊！马拉多纳还有‘上帝之手’呢，高明为什么不能也伸一小手把国家推一把呢？

　　为了加强对贷款使用情况的监控，中金公司对放贷的对象大多都派驻了监理员，以保证这些款项专款专用和这些企业不会因为公司治理上的问题使项目失败而形成坏账。监理员的报酬丰厚，但公司对监理员的业务素质也有一定的要求，并且对其职业操守的要求就更为严苛，这方面公司制定了配套的详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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