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子曾经曰:‘赋税是官僚、军队、教士和宫廷的生活源泉,总之一句话,它是整个权力机构的生活源泉。强有力的政斧和繁重的赋税是同一个概念……’江南经济之发达,远超全国其他省份,为国家输血的能力,自然也高于其他地区,因此自唐以来,历代统治者便对此地实行厚敛政策,本朝经济名臣丘浚说过:“韩愈谓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观之,浙东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苏、松、常、嘉、湖五郡,又居两浙十九也。’虽然不免有夸大之言,但国家财政对江南的依赖姓也可见一斑。
朝廷为确保重赋的如额征收,一方面规定出身江浙的官员不得任职户部,以堵塞漏洞,防患未然,同时又特意委派朝中重臣或廉干之材为重赋区的地方长官。但无论官吏催科如何严厉,狡黠的豪绅地主总能千方百计逃避赋税,诡寄钱粮,将负担转嫁到无地少地的贫困下户头上,甚至和贪胥墨吏勾结起来,通同作弊,加重小民的负担。
因此国初对江南课以重税后,仅仅百余年时间,江南一代的土地占有关系,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原先课税的主体‘官田’……就是属于国家,直接交由百姓耕种的土地,这种土地的税额,向来是民田的两到三倍……部分变成了税负较低的民田,剩下的部分,则大都落在了贫民名下。至于富商名下的土地,则全都以民田登记。
更有大量的土地,被投献到取得功名者的名下……江南文教昌盛,中举人进士者多如牛毛,每次大比之后,许多县便有上万亩,甚至数万亩耕地从纳税清单上隐去。但这样一来,那些没有办法捣鬼的贫困下户,就成了重赋的实际交纳者。出现了‘小户要交大户之税,完课者曰受鞭笞,逋赋者逍遥局外’的咄咄怪事。
而且尽管朝廷和地方官员,采取了一切措施横征暴敛,但超过百姓供给能力的赋额,在百般敲剥之下,每年仍有大量的税额拖欠下来,所以江南的逋赋现象十分严重,甚至从来就没有交齐过。仅以苏松二府为例,重赋甫定的洪武二年当年,就拖欠了几十万石。从永乐十三年到永乐十九年的短短七年中,二府就拖欠税粮‘不下数百万石’,紧接着的七年,拖欠亦不下数百万石。
而后自宣德元年至宣德七年,苏州一府累计逋赋高达八百万石,一代名臣周忱巡抚江南,‘阅籍大骇’。当时苏州府每年应交纳税粮总额是二百七十七万石,松江府岁征一百二十万石,可每年实收税粮额只是应纳额的一半。故而当时有谚云:‘朝廷贪多,百姓贪拖。’
这还是大明最好洪、永、宣三朝,其考成之严厉,官吏督催不可谓不卖力,因税粮缺额而革职查处者也不在少数,税粮逋欠仍然如此之多。
请收藏:https://m.qu44.cc
(温馨提示:请关闭畅读或阅读模式,否则内容无法正常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