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朝疆域广阔,南与北、东与西都相隔万里,东北、西北、东南、西南,每个地区的自然条件、经济发展、民族结构,乃至文化习俗都有很大差别,给帝国的统治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受这个时代的通信以及行政能力的局限,再强大的国家,都不可能面面俱到,而是要按照其重要程度,分出个轻重缓急来。
在朝廷眼中,西北面临蒙古人的威胁,自然要在人力物力上首先保证;东南是赋税的来源,必须用最能干的官吏进行管理;中原关系到社稷的安定,也需要财政上进行倾斜,近些年来,因为土蛮和朵颜在辽东兴起,东北也成了新的热点。
于是算来算去,山高水恶林密人野蛮,距离帝国中心最远的西南,就成了最不受重视和被牺牲的地区。当年太祖定鼎南京时,就继承了元朝在西南设立行省,却用土司管理地方的方法‘以夷制夷’,对其要求仅止于定期朝贡,承认朝廷的统治,不闹事不分裂就可以了,并没有插手地方事务的兴趣,更不指望收取赋税。
后来朝廷迁都燕京,距离西南更远,尤其是‘土木之变’后,帝国悚然发现,原来蒙古人可以径取首都,登时对北方边防的安全大失信心,也就更对西南放任自流,听之任之了。治理一方其实和种地区别,你按照农时精耕细作、就会收获五谷丰登,要是疏于管理,或者乱来一气,土地就会给荒给你看。朝廷对西南如此漠然轻视,把地方行政之权尽赋予土司,使黎庶只知有土司不知有朝廷,官府的政令便如一张废纸。官员的权威出不了府衙,甚至连生命安全都无法保障,以至于到了成化正德年间,有官员被分配到云贵广西任官,往往都被认为是贬谪,受官者也是如丧考妣,散尽千金也要贿得吏部改换任命,实在推不了,就弃官回乡,也不去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想当年,阳明公龙场悟道,就是在被发配贵州,万念俱灰,躺在石棺材里,于绝处大彻大悟的。可五百年来只有一个王阳明,绝大多数人,躺在棺材里,就再也起不来了……恶姓循环之下,西南的局势也就越发糜烂,各豪强土司对朝廷也就越加轻视,因此只要心有不满,或者生出野心,必然聚众扯旗、杀官造反……当然,造反必须有合适的土壤,那就是民不聊生,老百姓实在活不下去。不过这对于本身就极度贫穷,百姓又遭受土司和官府双重剥削的西南地区来说,实在不算什么难事。
可以说,翻开西南的历史,就是一部造反平叛史……当造反动摇西南根基,超出京朝的容忍时,便会派出大军平叛,杀一批不听话的头颅,然后安生个十几几十年,然后再造反,一代代薪火相传,连绵不绝。
韦氏家族的故事,就是活生生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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