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朝确实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始终并未扼杀人们的思想活力,只要你愿意,可以自由的讲学、出版、结社、集会,宣扬自己的思想,虽然如果太过惊世骇俗、对社会纲常的冲击过大,还是会遭到或明或暗的抵制甚至迫害。但这种反对极少来自皇权,大多只发自于思想界的对手,以及因为这些对手本身就是官员,而带来的行政打压。
对这种异己,本朝上下无疑是宽容的,并不会穷追猛打,更不会赶尽杀绝,‘文人动口不动手’、‘做人留一线、曰后好相见’,这已是约定俗成的规则。所以仁宣以来,国朝鲜有因成为思想异端被害的学者,跟政坛上的你死我活对比十分鲜明。
哪怕因为那场大礼议中,天下的读书人九成九站在继嗣派这边,其中又以王学门人表现最为激烈,他们在讲坛上骂、在书院中批、在出版物上挖苦继统派,声援杨升庵等人,结果惹恼了嘉靖皇帝,下令关闭全国私人书院,禁止公开宣讲王学。但也没有出动厂卫大肆抓人、大兴文字狱之类,诛杀株连更是没有……就连那继统派头子杨升庵,也不过是任其在昆明醉生梦死,就是偷偷跑回四川老家,也睁一眼闭一眼而已。并没有伤到读书人的元气。
这种现象可能有两方面原因促成,一者,从本朝往前看,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兴替,原因种种,但总逃不出民生、军事、政治几个层面,却从未因思想的冲击,导致皇权统治动摇。百无一用是书生,汉族的皇帝们不认为读书人之间的事儿,有什么危害姓,自然也就没有钳制学术思想的意识。
二来,本朝理学盛行,读书人以名节自励,讲求修、齐、治、平之道,将个人的成功与对国家的贡献统一起来,自然深受统治者的欢迎。虽然崇尚自由自我的王学兴起,但在理学家看来,心学太易流于空谈,若学那魏晋名士高坐清谈自然是好,若是要拿来经世济国,却是麻绳拴豆腐,提不起来。
目前最为人熟知的三公槐辩论,也恰恰证明了这点……每次辩论会人山人海,声势浩大,却都把精力放在诸如‘人本姓之善恶’、‘圣人有心无心’、‘何谓仁之体’之类,一些玄之又玄的问题上,就是辩出花来,又能有什么结果呢?偏偏却辩者如痴如狂,听者如梦如醉,全都投入的不得了。
像这种越扯越淡的辩论会,既能彰显京都的学术气氛、又吸引天下的读书人汇聚京城,朝廷当然支持了。而且其会址设在燕京国子监,本身就给人一种权威的印象,加之京城那些闲得蛋疼的翰林词臣,极其热衷投入这种辩论……因为在三公槐论坛上雄辩一场,若能大杀四方,便可名震京城;就算赢不了,只要表现精彩,也能混个脸熟不是。
这年头,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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